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壬申、癸酉年，军阀混战，世乱年荒，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黔东北的务川、沿河、德江、印江等县的贫苦百姓，不堪忍受压迫，要求变革现实，组织“神兵”造反，抗捐、抗粮、抗丁，矛头直指乱世政权。并率兵进攻德江、沿河、印江县城。震慑了川、黔边国民党军政要员，他们急忙电请主子王家烈、刘湘，调兵遣将围歼。“神兵”不支，刚掀起的、带封建色彩的农民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神兵”由集中，转为分散隐匿，等待时机，寻找救星。

 甲戌年(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军长的率领下，从四川进入贵州沿河、印江一带。“神兵”找到了救星——共产党红三军。经过红军对“神兵”的教育、开导，愿意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四、五天时间神兵集中一千多人编为纵队师，由“神头”冉少波负责，归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和指挥。

 黔东是武陵山脉横贯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地处黔东高原，西有乌江天险，北与四川酉阳、秀山接壤，东有梵净山为屏障。适合游击作战。当时敌人也不多，只有省军傅衡中旅一个团和川军一个营驻守沿河。白辉章的两个团驻防铜仁、江口一线。其余地区多为民团势力。黔东地区多属少数民族，历来曾受封建剥削民族压迫的痛苦极为深重，人民要求变革情绪高涨。加之军阀间的矛盾，如黔省与川、湘、滇邻省军阀的矛盾，邻省军阀内部的矛盾，省内王家烈与犹国才、侯子担、蒋在珍等之争。各省军阀与蒋系新军阀（）当时蒋介石以中央向各省军阀发号司令）的矛盾。这些矛盾客观上对入黔的红军是可资利用和在黔开辟立足点——根据地是有利的，便于红军尽快开展工作。根据上述情况，贺龙与关向应交换了意见，事先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和认识，到了贵州沿河枫香溪。贺龙军长提出：“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举行会议，会议上贺、关同夏曦经过激烈的争辩，夏曦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作一些改变。最后决定：一、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派一批干部去作地方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各地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起来了。到七月底，已建立区革命委员会十七个，乡苏维埃政权近百个。接着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沿河县铅厂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于二十二日胜利结束，宣告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革命委员会会址设在沿河县白石溪土地湾。

 到一九三四年九月，苏区已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四川的酉阳、秀山六县毗连地域，纵横二百余里，人口十万以上，广大群众在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三个乡进行了土地革命。乡乡有自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组织，组建地方游击队，成立了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后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不仅在红军中恢复和发展了党、团组织，在地方政权和游击队中发展了党、团员，并建立了党、团组织，扩大了红军。在群众支持和独立团的配合下，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犯，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黔东根据地的开辟，使红三军才渡过了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也使左倾思想的人认识到，建立新的根据地是红三军全体人员的长期愿望，是革命的需要，是黔东人民的需要。有了根据地和根据地的群众、自卫队、游击队，主力红军到边沿地区打仗毫无后顾之忧，打完仗可以回根据地休整，伤病员分散在群众家里，单方土药有的是。游击队、赤卫队的普遍建立，有力地支持主力红军的斗争，使红军的战斗员也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些人员成分好，斗争热情高，使红军部队质量有很大提高。正如段苏权所说：“到了黔东建立根据地，有这么一块地方和没有是不一样的，军队没有根据地是不能存在。创立黔东特区，部队得到了休养生息。红三军在黔东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发展党员等等，是很有成绩的。”周仁杰讲二、六军团会师时说：“当时会师意义非常重大，首先我们是把两个军的分散力量集中到一起了，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各个击破的阴谋。第二是有这块根据地使部队得到缓冲的余地和一些必要的补充（如草鞋，粮食等物资）。第三是为我们安顿伤病员找到一个踏实的地方，使我们放心去继续长征。所以会师对二、六军团来说是太需要了。”黔东特区对保持和壮大红军的力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黔东人民、贵州人民很大的贡献。对黔东特区要有足够的认识，它是二、六军团向湘、鄂、川、黔发展前进的阵地，有效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我们沿河县，曾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我们县的人民直接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作过很大的贡献。是我县人民的光荣历史，也是鞭策我们努力搞好四化建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