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筹备，铜仁博物馆于6月14日正式开馆。铜仁文化领域的这项盛事，也是贵州文化版图上的重要一笔，标志着铜仁这座历史名城将以更加鲜明的文化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铜仁博物馆外景。 申逸恺 摄

如今，这座承载地脉文心的殿堂已悄然矗立。铜仁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仿明代铜仁府衙而建，中轴对称结构，从南到北依次为拱辰门、东西碑廊、仪门、戒石坊、大堂、二堂，尽显古朴庄重之气。博物馆的序厅尤为引人注目，门口矗立着的铜岩，是铜仁的天然地标和文化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铜仁博物馆“方志驿站”已于近日挂牌。该驿站旨在成为地方志文化的展示窗口与研究基地，进一步挖掘铜仁乃至贵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走进铜仁博物馆，历史的沉淀次第舒展。

方田坝遗址出土的牙璋。

铜仁博物馆馆藏丰富，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各类文物。其中，牙璋、巴蜀图语印章、铜钲、虎钮錞于、铜鐎壶等文物尤为珍贵，它们不仅见证了铜仁悠久的历史，更折射出铜仁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以牙璋为例，这件石质牙璋出土于碧江区方田坝遗址，为贵州首次发现。其多阑刃形，虽刃沿略有微损，但依旧能让人感受到先秦时期礼仪文化的庄重与神秘。据专家介绍，牙璋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礼器之一，其在铜仁的发现，证实了先秦时期锦江流域已参与中原礼制体系的传播，为研究长江中上游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节点证据。　

巴蜀图语印章是一枚青铜印章，出土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神坝渡遗址，直径3.8厘米，印背桥钮、阴刻飞鸟与倒S纹饰，无声地诉说着古代铜仁与巴蜀地区的文化交流故事。

巴蜀图语印章。

铜钲、虎钮錞于、铜鐎壶等文物，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铜钲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行军乐器，见证了铜仁古代军事活动；虎钮錞于融合了中原礼乐制度与西南族群图腾信仰，是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铜鐎壶则展示了汉代军民器具的实用智慧。

在展陈设计上，铜仁博物馆巧妙融合科技元素，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验。通过多媒体互动装置，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铜仁的历史场景。同时，还设置了多个互动触摸屏，详细解读文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让观众在观展过程中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铜仁文化。

铜钲。

当牙璋的扉棱折射出先秦礼制的幽光，铜仁博物馆早已超越建筑实体的范畴——它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黔东大地的具象化体现，是锦江流域文明基因的当代解码场。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铜仁市将博物馆建设纳入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旨在打造又一张铜仁文化亮丽名片。

从地域需求而言，铜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缺乏一个集中展示地域文化的平台。铜仁博物馆的建设，为铜仁人民提供了一个了解家乡历史、传承本土文化的生动场所。同时，博物馆的建成也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铜仁，推动铜仁旅游业的发展，提升铜仁的文化影响力。

这份文化影响力，正化作社会各界的慷慨回响。

铜仁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众多文物捐赠者的无私支持，他们的慷慨捐赠为博物馆的馆藏增添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田晓东先生捐赠了多件珍贵瓷器，包括青花瓷碗、蓝字瓷碗和红花瓷碗，这些瓷器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铜仁地区陶瓷工艺的发展历程。袁正华先生捐出了小手提箱、黑色皮箱和棕色皮箱，这些老物件承载着往昔生活的记忆，展现了铜仁的民俗风情。郭建德先生捐赠的老式电视机、老式电影放映机和老式摆钟，见证了铜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与科技进步。周化望先生捐赠的陶瓷碗和傩文化雕版，为研究铜仁的丧葬文化与民间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杨幼泉先生捐出了铜壶与《百家姓》（周国章），这些物品从生活器具到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份捐赠名单上还有龙科羽先生的铜鐎壶、文超先生的五铢钱、安德艳先生的中南门“成兴厚墙”砖、袁斌先生的青铜卮杯以及姚雪冰先生的汉代陶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铜仁的历史记忆，为博物馆展陈增添了丰富的内涵。这些捐赠者的义举不仅丰富了铜仁博物馆的馆藏，更为铜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铜仁博物馆开馆，是铜仁文化传承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博物馆将成为铜仁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断弘扬铜仁优秀传统文化，为铜仁的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在铜仁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铜仁博物馆将与城市一同成长，成为铜仁文化的灯塔，照亮铜仁文化传承与发展之路，让铜仁的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为铜仁乃至贵州的文化建设书写更加绚丽的篇章。